“拒收红包协议”看上去似乎很美

　　11月11日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参加中日友好医院讲座，被问及怎么看待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时说，“我不认可红包协议，我自己也没有签订，因为我学医的时候已经宣过誓。”让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，会让公众认为医生是一个普遍收红包的群体。此番言论也让“拒收红包协议”再引争议。(《新京报》,11月17日)

　　红包现在几乎已经成了“显规则”，不仅因此加重了患者的负担，也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，而历来誉为“医者父母心”的医生都难以让人放心，又如何可能有一个向善向美的社会氛围?

　　针对“拒收红包协议”引发的争议，王明晓表示，医生整体收入偏低确实是个问题，仅靠一纸协议不够，还得有“治本之策”，需要配套的政策措施跟进，让医生获得体面收入，才能真正消除“红包”现象。

　　如果收红包是一个普遍现象，就是体制问题，那么这一个协议也消除不了;如果只是某些医生个人行为，让所有医生都签这个协议等于背黑锅，医生有自己基本的职业准则。

　　患者到医院是来治病的，根本就没有签这样一份协议的义务。人家如果本来就不想送，这份协议更是对患者的不尊重。即使是想送红包的患者，让他们签这样一份协议，也是不公平的。

　　“拒收红包协议”看上去似乎很美，所谓拒绝红包协议书，于遏制红包，不过是又一个花拳绣腿的形象工程。其实，拒收红包，不过是一个医生的道德底线。红包问题的要害，是医德，而目前欠缺的、亟需加强和完善的，也正是对医生医德的考核机制。(文/王昆)